映象新闻

孔子在生前当然有人加以毁谤，如《论语》所说之叔孙武叔即谤孔子。

首先我们可说就历代帝王之好学者而论，则清初之康熙、雍正至乾隆诸帝，很可能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好学者，亦较能推尊孔子之教于佛道之教之上者。刘勰之论文学，自然亦有若干取于道家佛家思想者。

此岂独我大清之变，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。故孔子不特为孟子、荀子所推尊，即墨子非儒，亦说孔子之言，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(《墨子·公孟篇》)。但我们不说此诸书为孔子所说，弟子所记，亦并不是谓孔子不能说此诸书所说，亦非即贬抑孔子。儒家原亦主张天下国家在平时应有君臣名分的维持，以建立平时之社会政治的等级次序。此痛哭于九泉之下的孔子，亦是活在曾国藩等之心中的孔子。

故对此玄学家之谈玄，后如范宁等，虽视之为清谈误国。但是清帝是满族，其统治汉族，即不愿汉族人讲民族大义，因而屡兴文字狱，以摧残学术。王夫之说：法备于三王，道著于孔子

《五经正义》既承继了汉儒的经学观念，又兼容南北经学，其形成和修订之后，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参考书。现代经学既需要在学术层面承继和延续经学的文献研究和训诂名物，也应当在思想和观念层面扬弃传统经学。《诗》有申（培）、辕（固）、韩（婴）。作为价值观念系统的经学包含的观念则既有普遍性的规定，也包含特殊的内容。

与之相关，两汉经学以名为教所导致的虚伪化趋向也得到了某种限定。除了疑经之外，宋儒侧重于以学理解释经典，关于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等经典，宋儒不限于字词的训诂，而是注重从心性、理气、性命、知行等方面加以阐释，其中既包含形而下的观念，也渗入了形而上的内涵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传统的经典也将在新的理论（义理）的层面得到阐发。进一步考察，五经之一的《易》也内含多样的规定，其中既包含形而上的哲学观念，也渗入了认识论、方法论的思想。（《张载集》，第261页）这里既有对传统礼学关于礼别异、乐合同的承继，也蕴含基于理的推论，所谓万事只一个天理即构成了这种推论的前提。荀子在战国时代就已提出：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

其二是随着经学获得建制化，其内容也难免趋于教条化。从训诂层面着眼，则与字词的理解相关，而字词的释义，又基于音韵考察：清儒对音韵的研究，构成了实证化经学的重要方面。西汉注重今文经学，所立博士大都是今文学家。把经学还原为经学史，意味着仅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经学，并以回溯、梳理经学的衍化为经学的主要工作。

对礼的研究，需要联系《礼》的相关观念。这一研究趋向单纯地停留、关注经学的以往形态，无法体现经学的现代进展。

经学的以上观念，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。汉武帝时确立五经博士，经学渐趋昌盛。

《易》肯定通变之谓事（《易经·系辞上》），将事与物区分开来，强调作为人之所为的事具有把握、应对万物变迁的作用，由此展现了独特的哲学视域。在《经学理窟》中，张载便指出：万事只一个天理。《春秋》有公羊、谷梁、左传，等等，其中，只有《左传》等属于所谓古文经学。现代经学以回到更原初的经典文本为指向，以更开放视野诠释其中的精神与价值理想。与之相关，《诗》中固然有思无邪所表征的政治意识，但其中也内含丰富的艺术、美学思想，对《诗》的现代探索，应着重把握它的审美见解和关于艺术创造、美的规律的看法，以及对赋、比、兴等艺术方式的具体运用，探究《诗》所展现的情感之维及其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的意义，而不宜拘泥于风、雅、颂的特定形态。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，虽然经历了王朝更替、社会变迁、外族入侵，但以多民族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却没有解体，大一统意识深入人心，这多有赖于经学。

来源：《光明日报》国学版，2023年9月23日第11版 进入专题： 经学 。以《春秋》而言，仅仅停留于公羊学所蕴含的微言大义，显然无法跳出今文经学的传统视域。

明代何良俊曾指出：汉儒尚训诂，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芜秽矣，宋人喜说经，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。回溯历史，不难注意到，经学本是以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等为本的经典之学，中华文明基本价值在其中孕育。

（《张载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8年，第256页）具体到礼学，张载认为：礼别异不忘本，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。观物取象、弥纶天地之道，则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它的认识论立场。

 如何理解经学？这是一个依然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上述看法尽管注入了近代内涵，但作为经学，其学说仍具有传统的印记。（《解蔽》）这一看法似已预示大一统秩序格局，只能基于道出于一，道出于一则有赖于共同的圣。三具有政治意识品格的建制化经学之消亡，并不意味着经学本身的消亡。

唐代的经学适应了重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需要，表现为基于《五经正义》的统一的经学。总体上，现代经学应当展示现代的理论视域，并在相关义理的引导下，敞开经学的深沉内涵。

龚自珍以公羊春秋论政事、谈变革，魏源也以公羊三世说议时代变迁。伴随着科举制终止以及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，经学的传统形态也开始渐趋消亡，现代经学或经学的现代形态显然无法延续这一形态的经学。

当然，必须承认，传统经学中也包含不少具有历史印记和历史限定的内容。然而，这里需要区分经学的不同形态：经学在历史上曾呈现多样性，其现代的延续或复兴，同样应取得不同于以往的形态，后者可以视为现代经学或经学的现代形态。

《五经正义》基本上采用了疏不破注的原则，但也并非完全拘泥于某一注文。以大一统秩序的意识为关切，经学在不同的时代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。如上所述，经学既以思想观念为内涵，又有学术的面向，后者首先与文献的研究相关，并展开为文献整理、考订、训释等方面。同时，礼与义的关系，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，这一关系涉及的是外在的规范系统与内在的规范意识之间的互动。

以《尚书正义》而言，其内容便整合了《今文尚书》、伪《古文尚书》，以及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等。尽管乾嘉学派有皖派、吴派等区分，但在以考证为治经主导方式上，又有相通之处。

《书》有欧阳（生）、夏侯（建）、夏侯（胜）。以上看法把西方进化论运用于三世说中，改变了天不变，道亦不变观念，并转换了以三代为理想的历史观，赋予公羊学历史理论以某种近代的形态。

从文献角度看，其中涉及勘定、校勘、辩伪，等等。魏晋时期，王弼、何晏等以玄学变革汉代经学，用简明的义理，取代了汉儒的繁复释义，一扫笼罩在经学之上的迷雾，学风为之一变。